“1992年4月15日，老太太，您要坐前排吗？”桃园机场出口处，地勤人员轻声询问。傅涯拄着手杖，抬眼一望，玻璃门外整齐排着十几辆黑色轿车，车灯闪亮配资咨询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正挥手。她略一点头：“车子多，人更多，事先谁也没告诉我。”一句话，道出惊讶，也透露出三十一年未停的挂念。
机场门口的欢迎阵仗并非官方安排。车队里坐着傅家的儿孙、远房表亲，还有几位黄埔后辈；有人胸前别着小小黄丝带，有人干脆举起“欢迎傅姨”字样的手牌。陈赓的名字，他们都记得，而在台湾更能唤起共鸣的，是那段被无数家庭切开的海峡记忆。
把时间拨回二十世纪初。傅涯出生在绍兴，一家十一口，父亲是典型的绍兴师爷，精明能干；母亲出自苏州书香门第，温婉细致。家境殷实，小女儿却偏爱革命书报，大哥傅森更是早年参加进步活动。1938年春，她追随大哥踏入延安抗大第四期课堂，挥别江南，也断了与父母的常信。
延安的窑洞里，傅涯在文工团排练节目，一位身材颀长、右臂缠绷带的指挥员走进来——陈赓。战争年代的相识，总是快节奏。很快，两人一起上前线、进医院、再上前线。组织曾因傅涯“成分复杂”而犹豫，最终还是批准了婚事。新婚不过数月，陈赓又领命南下，聚少离多成为常态。
1949年解放在即，傅家亲族却随国民党当局东渡。几箱家什、几张银票，外加对大陆亲人的无尽担忧，他们挤进台北城南一间五十来平米的砖楼。黄金被用作军费，市面寥落，父亲不得不带头买所谓“公债”，日子反倒更窘迫。想到回大陆，他跑去排队申请香港过境签，却被港英官方以“危险人物”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托人从香港捎信求助。
消息辗转到了广州。傅涯向叶剑英说明情况，香港地下交通站很快汇去一箱港币。本想解燃眉之急，没料到岛内“严禁大陆汇款”的新令正加紧实施。一纸汇款底单，让大嫂、二姐双双入狱；刑期六年、十年，父亲愧疚得夜晚睡不着，逢人便叹：“都是我害的。”
陈赓病逝于1961年。葬礼过后，傅涯常抱着遗像发呆。她相信“台湾不会太远”，却没料到等待如此漫长。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。1979年元旦，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，两岸气氛松动。1980年夏天，一封贴着旧金山邮戳的蓝色航空信送到家门，信封上隽秀的英文签名让她愣住——最小的妹妹，早年随家人去台湾，后又赴美留学，如今已是美国公民。
信里说，父亲母亲都走了，遗愿是“回到大陆老家，哪怕靠海近一点”。字迹不算娟秀，却字字沉甸甸。七十岁的傅涯戴着老花镜把信读了三遍，才收好，低声道：“得让他们回家。”
1984年5月，妹妹拿着绿色美国护照回到上海。机场大厅，姐妹俩遥遥相望几秒，便击破时空的隔阂，抱在一起。傅涯那年刚中风不久，嘴角仍僵，执意自己走过去。旁人挥手示意让出通道，却无一人出声，静得只能听见行李滑轮的轻响。
安葬父母不容易。台北起灵需要手续，北京安葬要再报批。妹妹先把骨灰带去洛杉矶，再以“转运亲人遗骨”名义报关入境北京。1986年晚春，杭州西子湖畔，傅家兄妹围坐一圈，松木棺中放着两只青花瓷罐。湖面有风，纸钱翻飞，他们没开追悼会，也没鸣礼炮，只是跪在青草上轻声念：“爹娘，我们把您接回来了。”
随后几年，两岸往来的路越来越宽。1992年春节刚过，傅涯正式离休。台湾那边的侄儿写信，说家族想办一次“傅氏团聚”。这次，她不让任何人劝阻：该见的，要见。深知岛内政治审查未停，她主动申请香港过境签，又联系广州军区，请年轻军官随行。事情办得利索，4月，她和妹妹从罗湖口岸出关，经九龙上机。
桃园机场的大阵仗，除亲属外，还混进了几名黄埔军校老学员子女。他们口口声声称“陈公是我父亲的同窗”，执意陪同。出海关不到半小时，车队向市区驶去。前排司机侧头介绍：“阿里山、日月潭、高雄都安排了，傅姨想去哪就去哪。”这种毫无遮挡的自由，在当年并不常见，可见家族和“黄埔情结”的双重面子管用。
两个月里，傅涯跟着弟弟妹妹们跑遍全岛。台北圆山饭店合影，高雄旗津海滩拾贝，日月潭清晨看雾，南投品茶，她不太说话，只是看、只是记。家族聚餐时，给长辈的红包塞满一只手提包，她笑着推回去：“别铺张，留着小辈念书。”
回程那天，家族又排车来送。年纪最小的外甥女偷偷问：“以后还来吗？”傅涯抬手摸了摸孩子脑门，一句“还会见”算是回答。自此以后，傅氏亲人隔年必有人北上探望。探亲证办理流程一次次简化，电话、传真、后来又有电子邮件，他们终于不用再靠暗号、靠口信。
傅涯晚年常坐在北京家中的小院里，翻那本厚厚的合影相册。黑白、彩色、拍立得，比肩的、蹲着的、头发花白的、娃娃脸的，全在里面。有人调侃：“这一册，就是两岸的小缩影。”她点头，不置可否，手指在相片上轻轻摩挲——海峡不止天堑，也能成为家门口那条再普通不过的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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